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禹国刚:服务大湾区,深交所大有作为

编辑/2018-12-27/ 分类:智能时代/阅读:
禹国刚 1944年出生于陕西 安康 ,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,改革开放后,他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外派 日本 学习金融证券的留学生。他是深交所筹建者之一,曾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、法定代表人。 12月18日,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,禹国刚荣 ...

  禹国刚

  1944年出生于陕西安康,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,改革开放后,他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外派日本学习金融证券的留学生。他是深交所筹建者之一,曾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、法定代表人。

  12月18日,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,禹国刚荣获改革先锋称号,获颁改革先锋奖章。作为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者,禹国刚参与并见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、从区域到全国的发展历程。

  去日本学证券知识

  1983年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到日本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。当时有一个中日友好人士冈崎嘉平。1978年改革开放后,他提出他出钱选两个人到日本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。

  在1982年底,共青团中央和当时的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组成联合招考小组,在全国范围内招两个人去日本学习。当时招考有三个条件,一是政治条件要符合;二是日语要好,因为第一天到东京,第二天就要用日语听课,没有时间进修日语;三是要懂得金融证券的基本知识。当时大学没有这样的课程,找不到懂证券的人,招考小组在京津沪三个直辖市都没找到合适的人。

  我是深圳爱华电子公司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。有一天,深圳市团市委通知我到广州去参加这个考试。日语笔试的时候,时间还没过半,我就答完了卷子。考试结束的时候,监考老师拍一下我的肩膀,说你跟我到二楼,我们考一下你日语口试,还有证券和证券交易基本知识。当时的考试,除了日语口试,更重要的一关就是要懂得金融证券的基本知识。因为之前在京津沪的考试,日语专业能找到人,但是懂得金融证券知识的一个也找不着。

  到了二楼以后,因为我是外语学院日语专业的,日语口试没有问题。有关金融证券的基本知识,我也全答上了。他们感到很震惊,问我是从哪儿学的这些知识。我说我来自深圳经济特区,半年前我在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借过一本这方面的书。我认真研究过这本书,还做了读书笔记,为了这个考试,我把笔记又翻了一遍。

  他们听完蹦出了一句话:老禹,你帮了我们大忙。然后就拍板定下我了。这样我就被选送去日本学习。1983年我到日本,1984年底回来,客观上为深交所筹备储备了人才。

  参加深交所筹备

  1984年我从日本回到深圳以后,去深圳市委组织部报到,当时组织部副部长说,老禹,我们都知道你在那儿学得不错,但是我们现在还没建立证券市场,所以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这样我就回了爱华电子公司。

  有一天,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派他的秘书到我家,他说梁湘市长想跟你聊聊。第二天我见了梁湘市长。他说,我们要到日本发行日元债券,你要跟着我们干啊。我说你调我,我就出来。但是后来爱华不放人,并且爱华是隶属电子工业部的。这样我没被调出来。

  过了大约一周时间,当时中国银行(601988,股吧)深圳分行张鸿义行长也来找我。我说梁湘市长都把我调不出来,你有啥法子?他说,老禹,只要你愿意干本行,事在人为,我们想办法啊。一番努力之后,我到了中国银行深圳分行。张鸿义行长后来升任深圳市副市长。到1988年成立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的时候,张鸿义担任组长,我就也到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工作了。

  深圳经济特区1980年8月成立以后,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。

  1988年5月,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,率团到英国法国意大利招商引资,在伦敦进行的一次推介会上,参加会议的境外大基金、大证券公司老板跟李灏书记说,你不是要引进外资吗,我们这一个基金的老板手里就有几亿美元,在座这么多人,就有几十亿美元。但这些钱只能投资股票、债券。所以我们建议李书记回到深圳以后,建一个按国际惯例运作的深圳证券交易所,给我们一个投资的机会。

  于是李灏书记在回国途中,途径香港,找到香港新鸿基公司。当时新鸿基公司的老板叫冯永祥,李灏书记跟冯永祥说:冯先生,我请你当深圳市政府顾问,你帮我做几件事,一是协助深圳市政府制定深圳市金融证券发展的总体规划,二是请你派人到深圳帮助我培训资本市场的人才,三是当我启动筹建深交所的时候,相关的一些资料,不管英文的、中文的,你都给我们提供。

  新鸿基第二个月就派了专家到了深圳。从6月到9月,共办了四期深圳市资本市场培训班,总共培训了200多位金融证券方面的人才。到了1988年11月,成立了深圳市政府的资本市场领导小组,担任组长的是分管金融证券的副市长张鸿义,我是他属下的专家小组的组长。成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,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着手创建深交所。

  深交所蓝皮书出炉

  在专家小组,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译了200多万字的境外资料,当时我们请了新鸿基公司当顾问,他们把香港的一整套资料给了我们,比如说香港证券交易条例、投资者保护条例、会计制度等,全是英文的。然后我们资本市场专家小组八九个人,还有武汉大学四五个研究生,一起来翻译这些英文资料。有什么问题时,直接请教新鸿基公司。

  从1988年11月到1989年4月,我们翻译、借鉴境外的法律法规,共计200余万字。1989年5月至9月,由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组织各方专家进行十多次论证定稿,形成了一本《蓝皮书》,全称叫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》。这本《蓝皮书》就是打造深交所的蓝图,后来也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建提供了借鉴。

  1989年9月8日,我和周道志执笔写了关于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请示,市政府在1989年11月15日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。这里有个小插曲,当时市政府财经处的同志不懂证券,不知道怎么起草这个批复,张鸿义市长就打电话让我来写这个批复。所以说,创建深交所的请示和同意成立深交所的批复,都是我协助起草的。

  深交所最初筹备的时候没有钱,专家小组请那些研究生帮我们翻译资料,不能不给人家钱,人家到深圳起码要吃、要住。于是那个时候我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借了一整套房子,又借了一些桌椅、板凳、被褥等等东西,那一套房既是宿舍,也是饭堂,同时还是办公室,我们就在那儿开会、写文件。我们还得到了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20万元无息贷款,作为专家小组开办费用。

  1989年底,我把原深圳发展银行第一副行长王健请出来成为搭档。1990年1月1日开始,我们把深圳的国贸三楼作为深交所筹备组办公室。这个办公室实际上是几间仓库,我们做了简单的装修后就开始办公。所以联办当时来帮忙的时候,条件非常艰苦。当时国贸三楼的办公室,只有几间房子,不够用,也没几张办公桌。当时联办的高西庆来帮助我们修改深交所的一些业务规则、章程,就是在一个小小的茶几上,我们两个人蹲在那儿,他拿一支笔,我拿一支笔,就那么改。这就是我们的创业。

  联办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。我们的蓝皮书也是集思广益,除了联办帮我们修改完善外,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讨论过十多次,各方面的专家都参与,也请香港联交所的人过来。可以说,我们这一套东西比较完善。深圳本身就是个试验场,我们试验成功的东西,就辐射到全国,为全国服务,这是我们的胸怀,也是我们的任务。

  深交所筹备曾三易其名

  1989年深圳市政府的市长热线电话接到一个股民投诉,他说听说你们要搞一个资本主义市场?市长一听又好笑又觉得需要解释清楚,就把我叫到市政府去,我就写了一个文章通俗易懂地解释了什么叫资本市场,以消除他们的误解。我说资本市场简单地说是一个长期资金市场,这个长期资金市场资本主义国家需要,我们国家也需要,资本市场包括股票、债券,还有其他的有价证券,再加上银行一年期以上的长期信贷,这些工具组成的资金融资市场就叫资本市场,资本市场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。

  李灏书记听了说,那干脆叫证券市场,免得他们给你叫资本主义市场,于是把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。

  关于股份制,关于证券市场,当时因为姓资姓社的问题,从中央到地方,争论非常激烈。到了1992年1月18日,邓小平第二次来深圳,他讲了一段话,“证券、股市,这些东西好不好,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,有没有危险,社会主义能不能用,允许看,但要坚决的试,看对了,搞一两年对了,放开;错了,纠正,关了就是了”。如果不是邓小平讲的这段话,可能到今天我们都还在争论股份制、证券交易所到底姓资还是姓社。

  1990年5月,我们准备工作就绪了,就去北京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。时任央行监管司的司长说:老禹,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没人敢批的,我给你改个名字,叫深圳证券市场。我说:司长啊,卖菜叫菜市场,卖肉叫肉市场,我挂个牌子叫深圳证券市场,人家外国人看不懂。回来以后,我跟王健说换个名字吧,叫“深圳证券交易中心”(不是几年后出现的那几个省区办的证券交易中心),改了没几天。看到报纸上发新闻,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底开业。我跟王健又说,他都见报纸了,我们到现在还不敢恢复我们原名字,不行。所以深交所1990年12月1日开始集中交易的时候,我们就用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。

  李灏书记拍板深交所出生

  1990年5月,深交所一切都准备好了,原来选到8月开业,临近要开的前两天,传来风声“不能开”。第二次要开的前两天又刮来风,“不准开!”但这个时候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底要开。所以1990年6月,我们给李灏书记当面汇报这件事,李灏书记说,我以为你们没准备好呢,弄了半天是这回事,你回去,这事我后面会处理。

  到了1990年11月22日,李灏书记带着郑良玉市长、张鸿义副市长到了深交所筹备组。李灏书记走进会议室,还没坐到沙发上,第一句话就说,今天我们是来拍板的。我说,今天你们拍板,明天我们就开业!李灏书记说,老禹,你不是跟我汇报,一切都准备好了吗?来来来,先给我们表演一下,看看再说。

  我们早都准备好了,拿出红马甲,先上板竞价,拿油笔写白板,紧接着进行手势买卖。在演播室,特别是模拟电脑成交画面,你想想,28年前,谁见过?这时候赞同的人、反对的人都看得出神了。李灏书记就说,你们看,一切都准备好了,干嘛不开呀?散会时,李灏书记说:“1990年12月1日,深交所开始集中交易,这件事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最后拍板定了,今后不再开会研究!”

  深圳当时规范化操作只有一只股票,所以在1990年12月1日周六的上午,安达股票的成交标志着深交所开始集中交易,标志着新中国从这一天起就有了资本市场。当时开始集中交易敲响的一口钟,是我请人从香港买回来的。在中国历史上,钟在商朝就出现了,古代大的庙宇,大的官方场合,用的都是钟。

  第一天交易大厅里面有12家证券营业部。1990年的5月,我们从北京回来没有拿到批文,动也不是,不动也不是。于是我和王健商量,我们先给各个证券部发通知,让他们在7月初把他们要穿红马甲的人的名字报给深交所,我们代他们统一制作红马甲。7月26日深圳证券交易中心培训班结业,这又是一个历史见证,当时深交所的名字还叫深圳证券交易中心。红马甲培训了一个月,当时红马甲毕业考试的题目,是我最后定版的。

  图片说明:1990年7月,深圳证券交易中心交易员培训留影。(深交所提供)

  图片说明:深交所会员培训班,讲台上为禹国刚(深交所提供)

  这辈子做了三件事

  我这一辈子做了三件事,第一件事就是和王健还有其他同志一起把深交所建立起来,第二件事就是我主持工作期间实现了深交所的“四化”,即交易电脑化、交收无纸化、通信卫星化、运作无大堂化。

  交易电脑化和运作无大堂化是学习纳斯达克,交收无纸化是学新加坡的,通信卫星化是我们自己最先发明的。深交所是第一个同步实现“四化”的证券交易所。今天只要你开了证券户、资金户,走到全球任何地方,都可以买卖深市的股票。国外还没有证券市场能做到这个程度。

  这两件事是我一生中引以为自豪和感到高兴的事。当然这也是大家的功劳,我只是做了我应做的事,我尽了我该尽的力。证券很大,我们很小。

  第三件事就是我最近在做的,深圳证券山公园(编者注:位于深圳市龙岗区五联社区,是一座金融证券文化主题公园)。深圳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源地,证券山公园是中国改革开放的“国家记忆”。几十年后,人们的记忆淡薄了,有些人忘了,记不起多少事了,但只要在这个公园走一走就会明白,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深圳起步的,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  借大湾区大有作为

  对未来深交所的发展,我有两句话,第一句是深交所从一开始就规范与发展并重,这个原则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第二句话,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不断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,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大力弘扬老一辈资本市场建设者们开拓创新、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和爱岗敬业、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,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、改革开放、继续前进,努力建设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特色资本市场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  我个人有几点想法。第一,注册制要尽快上。第二,应该尽快修订《证券法》,因为有些法律条文与今天的发展已经不适应了。比如说内幕交易,原来的《证券法》里面处罚太轻。通过重罚加上其他配套措施,从根本上杜绝内幕交易,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第三,深交所负有历史使命,特别是修订创业板规则,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做好资金支撑服务。。

 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,深圳南依香港,北临广州,地理位置很优越,还有众多高科技企业,是一个创新活力很强的城市,这是深圳的一大优势。深交所应该更好地利用大湾区的发展机遇,进一步做大做强。1993年我主持工作期间,给深交所制定了一个发展规划,就是要把深交所建成一个辐射面比较广的、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、亚太地区一流的证券交易所,现在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。我希望未来的深交所不仅是亚太地区一流的证券交易所,而且在全球,都有它的份量和地位,是国际一流的证券交易所,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做出了新的更大的贡献。

  (口述:禹国刚,整理:周平希)

  End好文!必须点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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